从职场退出的中年人：“是我胆怯了”
从职场退出的中年人：“是我胆怯了”
（美）理查德·桑内特 著 | 周悟拿 译
在鳟鱼酒吧停业之前，那里一直是我在纽约最喜欢的休闲场所之一。鳟鱼酒吧位于苏荷区的一栋旧工厂建筑里，并不太有吸引力；你会进入一个半地下室的空间，当你往窗外望去，视野便满是普通人形形色色又无法辨认的鞋子和脚踝。鳟鱼酒吧是属于罗丝的王国。
罗丝高中刚毕业就和一个中年男人结了婚。他是毛毡制造商人，经济条件优裕。在那个年代，男人都流行戴帽子。她很快就生了两个孩子，这是三十年前人们的惯常行为。而那个毛毡制造商很快撒手人寰，她把他的产业转卖出去，用这笔收入买下了鳟鱼酒吧。大家都知道，若想在纽约把酒吧生意做起来，你要么变得炙手可热，要么就是不温不火；前者意味着你要去吸引模特、百无聊赖的有钱人、媒体红人之类的流量涌入，这些人在纽约被视为 “时尚 ”的代言人，后者则只需吸引一批稳定的本地顾客。罗丝选择了第二条更为稳妥的路线，鳟鱼酒吧也总是座无虚席。
罗丝其实是个性格稳重又干脆利落的纽约人，但她的外貌和说话方式都像是纽约的波希米亚人会钟意的那类“人物”。她戴着一副会放大眼睛的巨型方框眼镜，这似乎只凸显了她的嗓音——她说话总带着鼻音，像小号一样总发出尖锐评论。她的真实个性隐匿在这样的表象之下。如果我跟她说，她其实是个敏感又聪明的人，她一定会嗤之以鼻。而她的问题是，她感觉自己只是在为附近的失业演员、疲倦的作家和强壮的商人端茶送水，这没法干出一番真正的事业。她正处于必经的中年危机阶段。
《东城梦魇》
她把鳟鱼酒吧打造成了一方舒适的领土，且能带来利润。但就在几年前，她决定脱离这方天地。她在这个时刻做出改变是自然而然的：她的一个女儿已经结婚，另一个女儿也终于大学毕业。以前曾有一家广告公司的研究人员时不时地来找罗丝征询信息，这家公司专攻饮料业务，在光鲜的杂志上推销酒类。后来他们告诉她，由于苏格兰威士忌和波旁威士忌的市场份额持续下降，公司需要雇人来重振烈酒的销售量，因此有一个合同为期两年的岗位开放。罗丝当机立断应聘了这个岗位，并被录用。
出走，归来
纽约是全球广告业的大本营，纽约客走在路上便能一眼认出哪些人从事形象行业。媒体人的装扮和古板保守的公务员截然不同，他们和优秀艺术家的形象更为接近：黑色绸质衬衫，黑色西装——浑身上下都是价值不菲的黑色行头。这个行业的男男女女都会在午餐或饮酒时碰头，参加画廊聚会、俱乐部舞会，他们在这样的社交网络中左右逢源。一位纽约市的公关公司员工曾告诉我，纽约的媒体界真正举足轻重的只有五百人，因为他们一天到晚外出活动，抛头露面；其他成千上万在办公室辛苦工作的人则像是住在西伯利亚一般。精英网络通过 “小道消息 ”来运转，让谣言如同高电压电流一般在城市中日夜流传。
对罗丝来说，这似乎不是能助她展翅高飞的良好环境。但另一方面来说，她可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如果不去尝试一些新的事物，那么生活就会变得像一件磨旧了的西装，只会越来越残破不堪。罗丝抓住这个机会的同时，也体现出她运营小型企业的智慧；她并没有卖掉 “鳟鱼”，而只是把店面出租，万一尝试失败还有转圜余地。
所有熟客都感觉到罗丝的离开为鳟鱼酒吧带来了微妙却深刻的衰退。……不过，罗丝才过了一年就回来了。我们当然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我们也好奇罗丝为什么回来。她最开始只是解释说“你在公司里真的赚不到多少钱”。对光临店里的那些失业演员来说，这是个非常合乎逻辑的回答。但罗丝在我面前却一反常态地含糊其辞。最开始的几个星期里，她偶尔会蹦出一两句尖刻评论，比如 “那些装腔作势的上城小鬼头”。最后，她忽然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是我胆怯了。”
罗丝之所以提前回来，我想最简单的原因就是文化冲击。在她经营小型企业时，她每天都能明确计算出成败利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告公司的运作方式很神秘，不过这个行业的谜题关乎人的成功和失败，而非机器的运作。有一天我回到鳟鱼酒吧，她对我说了一件 “怪事 ”，关于那些在形象行业做出名堂的人。广告业的每个从业者都动力十足，但那些成功人士却不一定是最有野心的那一批。真正成功的那些人似乎都很善于远离烂摊子，甩给别人来背锅；成功在于避开会计师的计算底线。“诀窍就是，不要引事上身。”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每家企业都会有算账的底线。但让罗丝大吃一惊的是，即使到了算总账的时候，雇主也并不那么在乎一个人记录在案的失误，反而更看重人脉关系和社交本领。
她也遇到了这种漠视实际业绩的做法。虽然她签下了为期两年的正式合同，但“他们明确表示，可以随时付我离职赔偿金，让我走人”。由于她只是把酒吧租了出去，这话对她而言并不是什么致命威胁。她的不安源自一种更微妙的感受，她觉得自己一直在受审，但却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确切位置。除了掌握小道消息，以及运用技巧“不要引事上身 ”，并没有任何客观标准来评判一个人是否做好了工作。这让罗丝非常不安，因为她正在进行一项个人实验。她进入这个领域不是为了大赚一笔，而只是为了在有生之年做点更有意思的事情。然而，她在一年的尝试之后却告诉我：“我感觉自己没什么进步，我是真的毫无头绪。”
在这种流动状态之下，人们倾向于关注每天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想从细节中找到一些意义的预兆——就像古代祭司会仔细观察被宰动物的内脏。老板今天早上是怎么打招呼的，谁被邀请去柠檬伏特加的发布会上喝一杯，谁又受邀去参加之后的晚宴——这些事情都是征兆，告诉我们办公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人生切割术》
此外，她还在广告公司了解到一个苦涩的事实。她以过去的经验为筹码，赌上一把来体验不一样的生活，却发现她这样的中年人在这里被当成枯株朽木。在别人眼里，他们过去积累的人生经验可谓百无一用。大家在办公室时，注意力都集中在眼前那一刻，聚焦于即将发生的事情，或是如何抢占先机；在形象行业，如果有人开始说“我学到了这样一课……”，听众只会无聊到眼神呆滞。
跳槽：令人沮丧的风险
这个故事的核心若置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可能又会呈现出不同色彩。罗丝暴露在风险面前的故事，在社会学层面上而言在于制度如何允许个人努力改变生活。现代制度本身并不僵化，也缺乏明确界定，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背后的原因 .现代制度通过抨击常规、强调短期活动、创造形式多变又高度复杂的网络，已经形成了变化莫测的属性，并以此来替代军事风格的官僚机构。而罗丝的冒险故事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想要解开时间与空间限制的社会。
“风险”涉及从某个位置移动到另一处的问题。社会学家罗纳德·伯特（ Burt）曾经对现代社会中的迁移现象展开重要分析。他在一本题为《结构性漏洞》（ Holes）的著作中提出了在松散组织中转换位置的特殊性的话题；网络中人与人之间的鸿沟、迂回路径或中间人越多，个体的移动就愈发容易。网络中的不确定性也带来更多移动机会；你可以在别人未能预见机会时趁机而行，也可以在中心权威控制力变得薄弱时相机而动。一个组织中的 “漏洞 ”蕴藏机会，传统的金字塔式官僚制度则明确界定了晋升空间，无机可寻。
当然，冒险者并不只需要纯粹的混乱。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指出，他们还必须从社会资本中撷取养分——过去的共有经验、个人成就和个人禀赋，才能在松散的网络中乘风转舵。其他研究网络流动性的社会学家也强调，当你向新雇主或新工作团队展示自己时，你必须兼具吸引力和可利用性；风险涉及的不仅仅只是机会而已。
伯特的研究指出了一个关于人类的重要事实，达沃斯的宫廷也已具体传达出这一点，那就是出色的冒险家必定能在模糊和不确定的状态中安然自处。达沃斯的人们已经证明，他们可以在这种情况下过得风生水起。那些不够强大却又试图利用模糊状态的人，最终只会感觉仿佛被放逐了一般。或者说会计当而已矣是谁提出来的?(，他们在移动过程中迷失了方向。在弹性资本主义中，当人们在走向不确定性或结构性漏洞时迷失方向，会有三种具体方式，即通过 “模糊的平行移动 ”、“回顾性损失 ”和不可预知的最终工资。
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逐渐被更松散的网络取代，人们换工作时会更多地经历社会学家所称的 “模糊的平行移动”。当人们这样移动时，他们往往以为自己在松散的网络中晋升，而实际只不过是横向移动而已。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 ）认为，尽管人们的收入越来越趋于两极分化和不平等，工作类别也越来越变动不定，但这种螃蟹式移动还是会发生。其他研究社会流动性的学者则强调弹性网络中所谓的 “回顾性损失 ”。因为当人们在弹性组织中冒险移动时，往往对新职位的内容没有确切信息，他们只有在回顾往昔时才意识到自己做了错误的决定。如果他们早知道这样的结果，就不会冒这个险。但是，因为公司总是频繁进行内部变动，试图根据公司的目前结构去对自身未来做出理性决策，可以说是无济于事。
人们在职场移动时，最想要计算清楚的是能否赚到更多的钱；在目前经济形势下，关于工资变化的数字统计相当令人沮丧。今天，更多的人在从公司跳槽之后，工资反而比从前更差；34%的人工资显著下跌，28%的人工资明显上调。（见表 8）上一代人的情况却大致相反；他们如果换到一家新公司，工资会比在原公司内部晋升会更好一点。即便如此，当时人们的跳槽变动率也低于现在，出于对工作稳定感和公司忠诚度等因素的考虑，人们更倾向于留在原地。
数据来源：国会预算办公室从职场退出的中年人：“是我胆怯了”，《被替换的工作者：1980年代的趋势和未来走向》（ : in the 1980s and for the ），第XII页，美国国会1990年出版。
基于上述三个理由，当代社会的职业流动过程往往让人难以理解。与之相反，代表大量工人的工会和控制同样大型机构的经理之间的谈判非常清晰明了。这些谈判能明确集体的薪资是上涨还是下调从职场退出的中年人：“是我胆怯了”，以及最终的决定是晋升还是降级；这种劳资双方的谈判是完全确定无疑的。用商业分析家罗莎贝斯·莫斯·坎托尔（ Moss ）的一句话来说，现在旧的官僚主义就像是“正在学习跳舞的大象”。有些新舞步是为了抵制大型机构中明确的谈判，转而让晋升或调薪的路径变得更为流动不定，更为个性化。20世纪中叶，丹尼尔·贝尔发现通用汽车公司被刻板的集体制度统治着，而如今那里的工资标准和工作定义都已变得复杂得多。
为什么人们依然热爱离职？
如果所有冒险都是一趟迈向未知的旅程，那么通常旅行者心中已有特定的目的地。奥德修斯想找到归家之路；于连想找到跻身上层社会的门道。现代的冒险文化非常奇特，如若原地不动，便被视为失败的标志，而稳定则几乎被视作是行尸走肉的生活。因此，目的地并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出发这个行为本身。社会和经济方面都存在巨大推力，引导人们坚持出走。机构的混乱，弹性的生产系统，这些现实条件本身已经做出扬帆起航的姿态。留在原地就意味着落伍。
因此，我们决定离开的那一刻，似乎已经是旅程的高潮；重要的是，你已经决定做出改变。许多关于冒险的研究指出，当人们最初决定挥别过去，扬帆起航的那一刻，已经是刺激的 “最高点 ”。对罗丝来说也是如此。但在这阵最初的兴奋消退之后，故事却还没有结束。罗丝必须一次次从头开始，每天都暴露在风险之中。计算概率的数学本就令人沮丧，对她来说更是复杂，因为她在企业的职场世界中永远不知道桌上有什么赌注。其他想赚更多钱或谋求更好职位的人也会感受到这种不确定性。
这并不是说不平等和社会阶级已经消失，绝对不是。而是好像一个人开始让自己行动起来之后，就突然给现实按下了暂停键；他不是在计算概率，也不是做理性选择，而只是希望打断原有轨迹之后，能出现新的机遇。许多分析风险的文献都在讨论策略、作战计划、成本和收益，这纯粹只是学术上的高屋建瓴而已。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更多是因为深怕自己无力采取行动，才受到驱动展开冒险。在一个活力充沛的社会中，消极被动的人注定枯萎。
因此，如果学术战略家可以梦想成真，能够理性计算收益和损失，能让风险变得清晰可辨，那么冒险就不会如此令人灰心。但现代资本主义已经组织出几种特定的冒险形态，即使局势清晰也无法带来启迪。新型的市场情况仍迫使很多人承担很高的风险，尽管这些赌徒也知道获得回报的可能性很低。
“赢家通吃”的市场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要详述罗丝某天下午偶然提到的一件事。她告诉我每当广告公司要解雇一名西装革履的员工时是怎样的场景。“有很多人在外面大厅排队，数百份简历涌入公司，那些年轻人苦苦哀求我们，只为能得到一次面试的机会。”这已经是一个无处不在的问题，资历够格的年轻员工供过于求，在许多其他行业也是如此，比如建筑业、学术圈和法律界。
诚然，人们仍有坚实且重要的理由去提升学历。美国的数据可以作为所有经济先进国家的代表。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十年里会计当而已矣是谁提出来的?(，拥有本科学历的员工的收入增长比仅有高中文凭的员工多 34%。也就是说，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本来就有较高起薪会计当而已矣是谁提出来的?(，他们只需要十年时间，收入差距便与教育程度较低的同龄人拉大至 34%。在大多数西方社会，高等教育学府的大门已经敞开；根据估算，到 2010年，二十五岁的美国人中会有 41%的人拥有四年制本科学历， 62%的人至少上过两年制大学；英国和西欧的比例预计会低 10%左右。然而现在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中，需要本科学历的工作岗位只有 20%左右，而这些高学历要求岗位比例也上升得非常缓慢。
资历过高标志着新制度的薪资正走向两极分化。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用技术性技能的价值来解释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我们提高了生产飞机（和其他高科技产品）的技术人员的工资，降低了那些非技能人员的工资。”著名的投资银行家兼外交官菲利克斯·罗哈廷（Felix ）也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社会正在发生巨变：“财富从低技术的中产阶级美国工人大幅转移到资本资产所有者和新兴的技术贵族手中。”早在 50年前，社会学家迈克尔·杨（ Young）就曾在《精英政治》（）一文中预见了这种技术精英阶层的出现，他们根据自身接受的正式教育来获得定义和认可。
在这些情况之下，出现了一种极端的冒险行为。大量年轻人纷纷想要赌上一把，希望自己能成为少数天之骄子之一。这种冒险行为发生在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 Frank）和菲利普·库克（ Cook）所说的“赢家通吃市场”（-take-all ）之中。在这种竞争格局中，赢家能够横扫所有收益，而大量失败者则只能分食一点面包屑。弹性制度是这种市场得以形成的关键因素。如果没有官僚制度来把财富收益疏导到各个等级阶层，收益就只会一边倒地向最有权势的那方倾斜；在一个不受约束的组织之中，那些有能力攫取一切的人便会得寸进尺。因此，在赢家通吃的市场里，弹性制度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傲骨之战》
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现代经济的回报结构导致太多人放弃了提高生产力的选项，转而追逐最高奖项”。当然，这也是来自父母的忠言：要脚踏实地。但这个建议浸染着一种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信念，即这些冒险行为是出于不切实际的自我评估。在《国富论》中，斯密写道：“大部分人对自身能力都过度自负……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高估了自己获得收益的概率，而大多数人还会低估亏损的概率。”弗兰克和库克最近在这方面做了一项面向百万美国高中生的研究，其中70%的人认为自己领导能力高于平均水平，仅有2%的人认为自己处于平均水平之下。
但在我看来，“过度自负”似乎误读了风险和性格之间的关系。如果不加入赌局，就是提前认定自己会是输家。大多数进入赢家通吃市场的人都知晓失败的可能性，但他们会把这种认知搁置一旁。就像在局势并不明朗时采取的冒险行为一样，放手一搏会立即点燃兴奋感，这可能会遮蔽人们对成功概率的理性认识。但是，即使有人进入赢家通吃市场时能始终保持头脑清醒，他的按兵不动似乎不会被视为谨慎，反而只会让他看起来被动又消极。
这种态度可以追溯到斯密和密尔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他们早期曾经赞扬商人的冒险。在现代文化中，人们大肆宣扬承担风险的必要。风险是对性格的考验，重要的是付出努力，抓住机会，即使你理性上知道自己注定无功而返。还有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也会强化这种态度。
当一个人面对冲突，他可能会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情况，而不是把目光放长远。社会心理学中，这种方式下产生的注意力被称为 “认知失调”——意义的架构之间相互冲突。罗丝需要一些外界肯定来证明自己把工作干得很漂亮，而公园大道上的那家公司却并未提供这种证明。这就是典型的认知失调。关注这类冲突便会引起“焦点关注”（focal ），这意味着一个人把某个问题标记为当下需要集中精力应对的事情。
当一个人认为，不论自己做任何事情都于事无补，便会放弃从长计议，因为那看似毫无用处。然而，他的焦点关注可能仍处于活跃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反反复复地思量自己眼前的困境，意识到自己需要采取行动，但他们往往什么都做不了。所有高等动物在遭受创伤时都会是这样的反应，即保持悬而未决的焦点关注，就像是兔子目不转睛地盯着狐狸的爪子。
对于人类而言，冒险行为也可能导致这类悬而未决的焦点关注。“始终一事无成”或“总是回到原点 ”，他们总要面对看似毫无意义的成功，或是付出无法获得回报的努力——在所有这些情绪状态之下，滴滴答答的时钟似乎停摆了；不辞劳苦的员工沦为此刻的囚徒，眼里只有当下的困境。这种创伤让人如同陷身囹圄。罗丝几个月来一直感觉寸步难行。她从上城区的冒险中回过神来，返回鳟鱼酒吧，才得以从这种困境中脱身。
强调年轻：工作寿命被缩短后
现代工作场所对年龄的态度有这样一个数据基础，即人们工作年限普遍缩短。美国五十五岁至六十四岁的男性中，1970年的在职人数接近 80%，1990年已下降到 65%。英国的数据和美国基本一致。在法国，中老年工作男性人数比例从约 75%下降到接近 40%，在德国则是从 80%下降到接近 50%。早期进入职场的人数略有减少，因为年轻人日益重视教育，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晚了几年。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因此预测，在美国和西欧，“人们实际寿命约为七十五年至八十年，而实际工作时间可能会变成二十四岁到五十四岁，即缩短为三十年左右。”也就是说，工作寿命被缩短到不及生理寿命的一半，年长的员工在身体或精神出现不适之前，就已早早退出职场。罗丝的许多同龄人（她搬到上城区时五十三岁）当时正为退休做准备。
《流人》
强调年轻是工作寿命被压缩的结果之一。19世纪的公司偏好雇用年轻人，因为他们是廉价劳动力。试想马萨诸塞州洛厄尔镇的 “磨坊女孩”和英格兰北部的 “矿坑男孩”，他们的工资远低于成人。在如今的资本主义中，雇主仍会出于低工资而偏好年轻人，世界欠发达地区的制造工厂和血汗工厂尤其如此。但现在更高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中，年轻人的其他特质似乎也让他们更具吸引力，而这更多是出于社会偏见。
例如，最近一期《加州管理评论》试图阐述弹性组织中年轻的好处和年老的坏处。文章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老员工心态僵化，规避风险，而且物理上也缺乏体力来应付弹性工作生活的各类要求。组织中的“朽木”形象也表达了这些根深蒂固的看法。一位广告业的高管告诉社会学家凯瑟琳·纽曼：“在广告业，如果你已经年过三十，你就是死人一个。年龄是个杀手。”一位华尔街高管告诉她：“雇主们认为，如果你年过四十，你就已经丧失了思考能力。如果年过五十，他们会认为你已经精疲力尽。”弹性是 “年轻”的同义词，而僵化则等同于 “老去 ”。
这些偏见会达到这样几个目的。例如，在公司重组过程中，雇主会把大龄员工归为随时可以遣散的人选。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英美模式中四十岁到五十岁出头的男性员工被强制解雇的比例翻了一番。也正是因为企业会把年龄和僵化画等号，今天高管在五十岁左右都面临要退休的压力，尽管他们的精神状态可能正处于巅峰。
比起刚步入职场的员工，年长又经验丰富的员工往往更容易对上司发表点评。因为他们积累了经验，这让他们具有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 ）所说的 “话语权 ”。这意味着，老员工对于他们眼中不够明智的决策，会更倾向于直言不满。他们这样做往往是出于对组织的忠诚，而不是对具体某位上司的忠诚。许多年轻员工接受到错误指令时，会表现得更加宽容。如果他们心有不忿，则更可能选择辞职，而不是留在公司内部进行抗争。就如赫希曼所言，他们更容易 “离场”。
对于老员工来说，对年龄的偏见传达出一条强有力的信息：一个人的经验逐步积累，却会失去价值。当上级要求做出改革，老员工多年来对某家公司或某个领域的了解可能反而成为阻碍。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年轻人的弹性让他们更倾向于接受冒险，也更愿意立即服从指挥。然而，这条强有力的信息不仅指出了权力的偏见，对员工而言更具有个人层面的意义。
罗丝那一方自己的角落则更加狭窄。她在公园大道的时候，感觉自己的知识正在遭受内部侵蚀。其实她一直都做得很不错（在我看来），但罗丝从来没有混调过像高地地雷（ ）这样异国情调的鸡尾酒。这种酒是一份单一麦芽威士忌和两份伏特加浇在刨冰上，她应该闻所未闻。她因为自己无知而倍感烦恼，她只能假装自己知道这种备受年轻人喜爱的酒，某次开会时甚至不懂装懂地展开了长篇大论。当然，她说实话应该是上策，但她担心这会再次显得她已经过气。
积累技能必然需要时间，但在新秩序中，这不一定能给人带来物质的地位和权利；这种基于时间积累的权利，被视作旧官僚体系黑暗面的又一代表。在旧日官僚体系中，论资排辈的权利让机构陷入僵局。现行制度关注的则是当下的能力。
罗丝回到鳟鱼酒吧之后便找回了勇气；在她因身患肺癌去世之前，她都是局面的掌控者。“我想那是个错误的决定，”当我们一边喝酒一边抽烟，一边谈天说地，她曾这样评价那段上城区的时光，“但我当时必须迈出那一步。”
